请问同性恋该不该合法化？

应该同性恋的合法化是对防止异性恋被“同妻”“同夫”的保护。

2006年，据有关专家估计，中国男同性恋者有2000万。中国著名社会学家刘达临教授估计男同性恋者80%以上会选择结婚，其中90%会进入婚姻或已经在婚内。

2009年，中国同妻的数量已至少在1600万以上。2015年根据最新调查报告：中国1600万以上的同妻，超九成受过家庭暴力，其中38.7%遭受肢体暴力，15%遭受严重家庭暴力，37.6%遭受家庭冷暴力。因为受社会及传统观念的影响，她们大多选择了沉默。一部分同妻，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对同性恋配偶大胆地说不，并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然而，在现实司法实践中，法官却常常苦恼于找不到解决此类婚姻纠纷的法律依据。

对于男同性恋者进入异性婚姻的现象，社会学家李银河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传宗接代”“男大当婚”等传统习俗的压力。一个家本位的社会，家庭利益往往置于个人幸福之前。同性恋进入异性婚姻肯定会降低婚姻的质 量。英国西斯敏斯特大学文学研究博士何小培也表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当今社会依然有极为广泛的社会认同，而性倾向还没有成为人们在结婚时考虑的主要问题。

同妻是什么意思

同妻是指男同性恋者进入异性婚姻后法律关系上的妻子，是同性恋群体背后更为隐秘的数量庞大的弱势群体。

定义 :

同妻，指的是男同性恋者进入异性恋婚姻后法律关系上的妻子 ，虽然同妻可能是在知晓自己的伴侣是同性恋的情况下自愿成为同妻，也可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迫成为了同妻，但一般语境下所讨论的同妻指的是那些被欺骗、被蒙蔽，从而被迫成为同妻的女性  。同妻群体遍及世界各地，中国社会中的同妻群体较为典型，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传统的婚恋观念等社会文化根源及同性婚姻不合法等社会制度原因造成的  。国外也不乏男同性恋者进入同直婚姻（指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的婚姻）。

形成原因:

形成原因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分别是男同性恋者个体角度、男同性恋者社会角度以及异性恋女性者角度。在男同性恋者个体角度中包含三方面内容，分别是自我认同困境、掩饰性倾向和情感需要；在男同性恋者社会角度中包含五方面内容，分别是婚恋观念、渴望传宗接代的生育焦虑、独生子女政策、同性婚姻不合法及社会保障缺失；在异性恋女性角度中包含两方面内容，分别是性教育的缺失及闪婚文化。以上十种原因是同妻群体的主要形成原因。

2005年，有学者估算，中国同妻的数量至少在1600万以上 ，2012年，有学者认为，更保守估计的数字是在1000万以上 同妻常会遭遇心理创伤、家庭暴力、性传播感染的威胁以及会遇到法律空白所导致的维权困境 ，中国的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中对于婚姻关系有各类规定，也有多个条款提到不同性别应享有同等权利、禁止基于性别的歧视，维护女性权益。

困境状况 ：

婚姻家庭困境

同妻的婚姻生活无爱、少性，有学者调查发现，43%的同妻与性伴侣没有亲吻的经历，四分之三的同妻遭遇过性冷淡，三分之一的同妻表示，每年性生活“寥寥无几” 因为同性恋丈夫对同异性组建的婚姻家庭毫无兴趣，因此同妻在婚姻家庭中时刻面临着妻子权利的缺失，同妻与丈夫之间的关系宛如“合租者”，鲜有情感交流。有时，同妻甚至沦为生育机器，只在传宗接代时被丈夫所需要 。在遭遇家庭矛盾时，同妻往往是单兵作战，鲜有同盟者，无论是丈夫还是婆家，在遇到争议时大多站在男同性恋丈夫的阵营  。

生理健康困境

同妻是中国目前艾滋病病毒的高危易感人群之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同性之间的性接触传播成为艾滋病病毒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而大多数男同性恋者又会进入异性恋婚姻，因此同妻群体面临艾滋病的威胁较大，她们是潜在的受害者。2016年，由中南大学同妻问题研究课题组召开的“中国同妻艾滋病易感性、生存质量及其权益保障研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同妻健康与权益保障的共识与建议》，这份文件指出，男同性恋者与其配偶发生性行为时常缺少安全措施，因此出现很多同妻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法律诉讼  。

同妻在生活中还容易遭受身体暴力。这是因为男同性恋者与其异性恋妻子之间长期缺乏沟通，且长期过着无性的生活，因此更容易产生抱怨、猜疑，由此引发暴力冲突

心理健康困境

大部分同妻都面临着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如严重的抑郁症状、自杀意念甚至是自杀行为

同妻在职场当中常自我边缘化。同妻的特殊身份可能引发不断的自我怀疑，进而影响工作，这常会产生情绪问题，进而引发心理危机。此外，出于种种原因，同妻难以同朋友聊有关丈夫、孩子乃至性生活的话题，容易对社交产生恐惧和抗拒心理，进而产生心理问题 。同妻作为异性恋女性，常有性方面的生理需求。但其性需求难以从同性恋丈夫身上得到满足，所以同妻或长期压抑自己，或出轨寻找婚外情，这些都会对她们的情绪产生不良影响，造成心理压力。在进入同直婚姻后，同妻对待男性、生活乃至社会的态度都发生明显的负面变化，容易面临心理亚健康的困境。男同性恋丈夫对同妻缺乏“性欲”，因此，冷暴力在同妻的婚姻生活中十分常见。由于同妻身处边缘的位置，她们宁可默默承受冷暴力，也不愿意敞开心扉找人诉说、解决问题。这使她们长期处于紧张、恐惧和高压之下，可能导致严重的心理问题 ，也有部分同妻最终会直面自己同妻的身份，用离婚来结束这段畸形的关系。然而，离婚并不是同妻痛苦的尽头，离婚后的生活可能会使同妻产生新的不适应感，如对孩子、感情的不舍。同妻此前所遭受的痛苦不会戛然而止，而是长时间地对同妻的生活造成负面影响

法律困境

同妻在名存实亡的与男同性恋者的婚姻中容易遭受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暴力，且面临较高的发生性传播感染的风险  。然而，我国法律目前为止既无与同性恋有关的条款，也无与同妻有关的条款，因此同妻想依靠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比较困难 。

同妻面临的法律困境可以分为五个方面：

1、协议离婚制度对于同妻鲜有现实意义。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的规定，协议离婚需遵循“自愿”的原则，然而，一方面男同性恋丈夫既然强迫同妻选择进入同直婚姻，便很难自愿接受离婚，男方的父母也常会百般阻挠同妻离婚；另一方面，出于对婚后经济压力等问题的现实考量，同妻常在是否选择离婚上摇摆不定，存在一定的心理压力

2、判决离婚存在制度性障碍。

诉讼离婚常是同妻选择结束婚姻的方式，但我国现行法律尚不接受以“同性恋性倾向”作为起诉离婚的理由，法院对于离婚诉讼，在调解无效后，只有确认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况下才可做出离婚判决。除了最后一条“其他导致婚姻破裂的情形”作为法官在审判时根据具体案件进行判断的兜底条款，法律规定的判断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较难适用于同妻群体

3、以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起诉缺乏法律依据。

我国现行《民法典》认定无效婚姻关系包含重婚、不适合结婚疾病在内的四条规定，然而都不适用于同妻来解除婚姻关系

4、损害赔偿请求权基础缺位。

这指的是《民法典》对离婚损害赔偿限制在五种情形之内，分别是“重婚”“同居”“实施家暴”“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和“其他重大过错”。虽然同妻可能会遇到“家暴”“虐待、遗弃”的情况，但这些情况对同妻的权益保障而言不具针对性；而且，从以往的离婚判决来看，“其他重大过错”的情形也未必适用于同妻群体。因此，一般而言，同妻所面临的处境并不在这五种情形内，因此无法依据以上条款要求损害赔偿。不过，若是订立了“夫妻忠诚协议”的同妻，可以根据约定来获得经济赔偿 。虽然在部分案例中，对于签订“忠诚协议”的案例，法官常会承认其效力 ，但是，此“忠诚协议”并未上升到法律规范的层次，在判决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

5、离婚诉讼取证难度大。

这表现在部分同妻离婚诉讼案件会以“证据不足”为由被驳回诉讼请求。这是因为同性恋的同性关系常比较隐蔽，在“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下，同妻无法获得足够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丈夫“出轨”

解决途径:

社会宏观层面

社会宏观层面需要对同性恋增进理解和接纳。同妻归根到底是同性恋的衍生群体，这意味着，解决同妻问题需要同性恋群体拒绝走进同直婚姻，这就需要社会尊重同性恋群体的性倾向，保障他们的婚恋自主权。同妻群体的存在，是进入同直婚姻的男同性恋者造成的，然而男同性恋群体也有其自身的苦衷和不幸。双方不幸的根源最终都要归结为社会的传统道德文化观念和异性恋霸权主义

父母家庭层面

父母家庭层面需要对同性恋孩子接纳并支持。很多同性恋者进入同直婚姻都是在父母的逼迫之下不得已作出的选择。因此，当父母得知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恋时，应当珍惜孩子对自己的信任，尽最大努力接纳并从情感上支持孩子。“作为同性恋孩子的父母，要知道孩子是同性恋没有错，鼓励孩子接纳自己，坦然接受自己的性倾向”  。

社会救助层面

社会层面需要发展社会力量帮助同妻度过难关。例如成立维护同妻权益的实体机构，为寻求帮助的同妻提供支持；呼吁社会及妇联加大对同妻的关注程度，建立与同妻交流的机构或平台；同妻也应团结在一起且行动起来，一同建立起勇敢面对不幸婚姻的心态，并主动向外界寻求帮助   。

法律层面

国家应当完善婚姻法律制度，保障同妻的合法权益。在具体的法律条款上，可以将“性倾向冲突”纳入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适用情形；可以将“同妻”情形纳入可撤销婚姻类型；重新界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外延，将“同性同居”纳入“同居”范围之内；需要完善举证责任制度，鉴于同妻属于弱势群体，举证责任难度大，因此可以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由男同性恋丈夫承担举证的责任  。

相关知识:

同性恋去病化

1990年，第43届世界卫生大会批准了《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ICD-10）的第十次修订 [9]  ，不再将同性恋列为精神疾病。2018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国际疾病与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ICD-11）》（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11th Revision），删除了所有与性倾向相关的诊断编码 。

2018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通知，要求“2019年3月1日起，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应当全面使用《ICD-11》中文版进行疾病分类和编码。” 这也就是说，“同性恋不是精神疾病”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了我国官方卫生部门的认可。

一些男同性恋者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如为了缓解来自家庭的催婚压力）针对异性恋女性进行“骗婚”，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有违道德，对同妻群体造成了巨大伤害，但男同性恋群体本身不应单纯因自己的性倾向而受到外界的无端歧视和谴责。

国际承诺

在2018年6月18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8届会议上，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国际组的负责人蒋端公使表示：“中方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和暴力，包括基于性取向的歧视、暴力和不容允现象。”

中国代表团在日后再次重申了这一发言内容。在2020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4届会议上，在与防止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问题独立专家互动对话时，中国代表团发言道：“中方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和暴力，包括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暴力和不容忍现象 .

同妻组织：

一部分同妻行动起来，她们通过开网站、开热线电话，帮助陷入相同处境的姐妹：

1、设法阻止女人与同性恋男人结婚，帮助那些对男友性倾向有怀疑的女人分析辨别，如果能确定对方是同性恋就劝阻她们结婚。

2、对于那些已经陷入与同性恋的婚姻而希望离婚的女性提供帮助，帮她们出主意，宽解她们的压力，减少离婚所带来的物质和心理伤害。

3、对于那些陷入与同性恋的婚姻又因为种种原因不想离婚的女性，帮她们分析保持这个婚姻的利弊，与丈夫的沟通方式，与孩子的相处方式等等。

她们的口号：同妻到我为止。

同妻声音

“难于启齿的不光是自身得不到性与情的满足，羞于见人的更是丈夫的同性恋身份。”

“生活中，既有无性、无情、冷漠、敌视甚至是暴力，也有无知、无奈、无助、容忍、受骗，很底层，很边缘。”“如果丈夫将男友称兄道弟、堂而皇之地带入家中，往往被蒙在鼓里，还会殷勤款待;如果丈夫偷偷摸摸地在外寻欢作乐、夜不归宿，只能是空守闺房、夜

不能寐。”　“因为要挟，不止一个人是净身出户，离婚后得不到任何财产。但也有成功逃离了令人窒息、充满暴力的家庭，得以自由呼吸。”“如果知道了丈夫是同志，最不该做的事就是期盼着有朝一日，丈夫能忘、能改。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要骂他们是骗子，其实他们也很苦。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我们希望‘同志’不要走进异性婚姻。”

相关活动:

2009年3月27日至28日，在山东青岛召开了中国首届同妻会，此次会议由粉色空间性文化中心发起组织，来自山东、辽宁、南京、陕西、江苏、河南等地男同性恋者的妻子以及前妻(前妻)作为代表参与，青医附属医院的张北川教授出席会议并进行了讲话。与会人员包括九位同妻(同志妻子或前妻)、一名已婚男同志、一位艾滋病毒感染者、两名粉色空间的工作人员。前来参加会议的同妻中，已经离异的4位，留在婚内的5位。与会者年龄最小的26岁，最大的54岁。2011年11月，在第24个“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广州同性恋亲友会举办“同妻有话说”活动，将“同妻”这个长期失声的群体推出水面，并发出她们的声音：“如果是‘同志’，请不要走进异性婚姻。如果是‘同妻’，直面他，走出来。”

同妻的法律争论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调研报告指出，当事人基于对方同性恋提及的诉讼请求主要分为四类，即对方是同性恋导致感情破裂要求法院判决离婚、以对方欺诈为由要求撤销婚姻、在离婚纠纷中给予损害赔偿、在离婚财产分割中对同性恋一方少分。提起诉讼的多是女性，而且提出撤销婚姻的居多。

在司法实践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现，女方认为，如果走离婚程序，自己身份登记信息中的婚姻状况将被登记为离异，而如果法院判决撤销婚姻，自己的婚姻状况将会恢复为未婚，况且自己虽与男方结婚，但并未与其发生亲密接触，本身尚系处女，登记为未婚更能够保障自己的权益。

在李银河看来，同性恋隐瞒性倾向与异性结婚，“撤销婚姻是有道理的”。如果按照离婚处理，离异再婚的女性在婚姻市场会面临一些障碍，处于劣势。

中国《婚姻法》第5条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

“这就是要求结婚双方应有‘合意’。”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忆南告诉本报记者，有效的结婚合意须符合两个条件，即同意结婚的意思表示必须出于有婚姻行为能力的当事人，同意结婚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结婚合意中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形，即意思表示虚假、意思表示不自由、意思表示错误。

马忆南介绍，一般说来，许多国家均将意思表示的重大瑕疵作为婚姻可撤销或婚姻无效的法定原因。目 前，我国《婚姻法》并没有把意思表示错误，比如一方当事人因受欺诈或出于重大误解而同意与同性恋者结婚，作为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处理，如果双方不能在一起生活，只能按照离婚来处理。

马忆南建议修改《婚姻法》，扩大可撤销婚姻的原因，将当事人意思表示虚假（如双方通谋成立虚构的婚姻）、意思表示不自由（如当事人因受威吓、胁迫而同意结婚）、意思表示错误（如当事人因受欺诈或出于重大误解而同意结婚）均作为可撤销婚姻处理。

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晓林告诉中国妇女报记者，中国《婚姻法》在增设“可撤销婚姻”制度修法讨论时，对仅仅把“受胁迫”作为法定事由，是否能进一步扩大，当时就有不同意见。“‘可撤销婚姻’制度应适当扩大范围。” “司法实践中应当如何处理同性恋者的异性婚姻？”

此类案件当事人双方可以协议离婚，当事人一方也可以单方提出离婚。当事人一方因受欺诈或出于重大误解而与同性恋者结婚，双方无法共同生活导致感情破裂的，法院应当判决离婚。 “当事人能否基于对方是同性恋的性倾向而要求法院分割财产时多分？”

按照中国《婚姻法》的规定和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财产分割意见》等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处理夫妻共同财产分割问题，应坚持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尊重当事人意愿，照顾无过错一方等原则。这里的“过错”并不仅限于中国《婚姻法》第46条中指明的若干重大过错，还包括其他违反婚姻义务侵害婚姻关系的过错行为。“如果同性恋者隐瞒性取向，另一方因受欺诈而与其结婚，离婚时隐瞒性取向的一方有过错，分割财产时可给另一方多分。” “当事人能否因对方婚前隐瞒自己的性倾向而提出损害赔偿？”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忆南说，《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无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的四项情形是离婚时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发生根据。只要不是《婚姻法》第46条指明的过错，便不能请求离婚时的损害赔偿。“另一方因受欺诈而与其结婚不能请求离婚时的损害赔偿。” 1、同性恋作为判定离婚的条件。法律应该将配偶一方为同性恋作为判定离婚的依据，这样最起码在根本上肯定了同妻的地位，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这样的依据，很多法院都不会裁定离婚，这样很难使同妻脱离出来，只要将同性恋作为判定离婚的方式，才会有人大胆迈出那一步。

2、将请求损害赔偿扩大化。在立法中，应当将《婚姻法》对于无过错方在离婚时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情形或者进行扩大说明，除了法律己有的四种情况之外，还应该把配偶一方在结婚时故意隐瞒性取向，或者故意引导配偶产生错误理解，误解其性取向正常的形式添加到请求损害赔偿的情况中，这样可以在离婚的时候给予同妻更多的保证。同时这样可以保证男性同性恋在结婚时，有所思量，考虑到可能存在的结果，让他们有所收敛，并且也可以保障同妻在离婚之后不至于没有经济帮助。

3、重新定义“有配偶与他人同居”。应该将婚姻法对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解释也进行解释，把“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单纯的定义为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人们必须正视，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的出现，旧规定己经没有办法满足现 在的需求，法律必须紧跟时代的进步，才能更加完善。

4、完善证据制度。完善证据制度也是保障同妻的一个重要方面。现行证据制度不利于受害配偶方的权利救济。依据“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在认定丈夫同性恋行为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注重取证的合法性、程序的公正、公民隐私权的保障。鉴于大多数同性性行为隐蔽性、私密性的特点，同妻依法取证困难重重。仅就一般侵权案件的举证责任做出了规定，中国并没有就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规定具体的举证责任分配办法。面对这样的事实时，可以采取责任倒置原则和过错推定原则，在同妻列举出一些不能直接证明其配偶为同性恋的证据时，如果男性同性恋无法提供相反的例证，证明自己并不存在欺瞒或者不是同性恋的证据，就根据同妻所提供的证据进行判定，这样在实际上大大简化了同妻取证难的问题，从而保障同妻的合法地位。

5、将无效婚姻范围扩大。根据一些案例人们可以看到，有些同妻再提起诉讼的时候，希望是判决是无效婚姻，而不是离婚。离婚与无效婚姻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她们的处女情结，如果是可撤销或无效婚姻”则可以恢复“未婚”身份。中国同性恋结婚的现象，反映出了社会对于女性弱势地位的歧视。

根据中国《婚姻法》规定，凡是具有：

（1）重婚；

（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

（3）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

（4）未到法定婚龄的。

以及《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因肋、迫结婚的，受胁迫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这些都被判定为无效或者可撤销的婚姻，且始终无效。对于无效婚姻的认定也应该适时宜的扩大，因为在双方结为夫妻的时候，男性同性恋有意隐瞒或者故意引导都是存在欺骗的成分，这种婚姻本身就存在重大的瑕疵，所以按照无效婚姻的处理也是有因可循。

从俞渝李国庆事件看，同妻/同夫如何在婚姻中“维权”？

李国庆和俞渝本来是备受企业界称赞的模范夫妻。他们夫妻二人共同创立了当当网，成为中国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网上商城。所以从当当网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夫妻二人不仅能力出众而且可以相互扶持，正因为他们夫妻二人的携手合作，才有了后来的当当网。

但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们夫妻创立的当当网，为他们创造了非常丰厚的财富。这笔财富虽然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物质生活，但是也为他们的婚姻埋下了隐患。这主要原因出在李国庆身上，李国庆再有钱以后开始膨胀，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的欲望。为了满足自己同性恋的欲望，经常去找一些年轻帅哥，并带着他们去开房，他也因此染上了梅毒。

面对这种情况俞渝选择了同李国庆离婚。但是同性恋这一块儿在我国并不合法，所以没有相应的条款来判李国庆的行为是婚内出轨。这也是众多遭遇同夫同妻婚姻的人们，在维权过程中所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因为法院无法判断这个人是否是同性恋还是双性恋，而且比较关键的是就算法院认定对方是同性恋，并且法院已经知道这个同性恋关系影响甚至破坏了二人的婚姻关系，但是只要夫妻双方关系没有彻底破裂，法院是不会通过离婚请求的。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去收集证据，证明对方是同性恋或者有同性恋行为。而是收集更够让法官能够信服的，能够证明夫妻双方关系彻底破裂或者有一方做了严重伤害夫妻感情且另一方不能原谅的行为。只要法院能够认定双方感情已经破裂，就能够判决离婚。但如果双方陈述的事实，法院认为只是因为其他矛盾，夫妻关系受到影响，但感情并未破裂的话，法院只会建议多沟通，多为孩子着想。